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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VS勒·克萊齊奧:故鄉是一個開放的概念


更新日期:2019-10-12 10:03:12來源:網絡點擊:63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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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在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前一天,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和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再度坐在了一起。

對于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和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來說,2014年的冬天尤為印象深刻。在這一年的八月,莫言與克萊齊奧初識于西安。四個月后,克萊齊奧受莫言與夫人邀請,一同回到莫言的故鄉——高密。

克萊齊奧憶及幾年前的高密之行,“這個房子并不大,而且里頭非常簡樸。我想到他在很早以前,就是在這里開始寫作,他和妻子、女兒也都生活在這里。我有一種一下子就和這個地方,和他的作品,建立起了強烈聯系的感覺。我真的一點也不夸張,我的眼睛是濕潤的。直到現在,我想起這里依然非常感動。”

在莫言的作品之中,高密無處不在,那里有著白色溫馴的大狗(《白狗秋千架》),有著波浪滔天的膠河(《蛙》),有著長滿了鮮紅穗子的高粱地(《紅高粱》)。“高密東北鄉”(高密大欄鄉)這個文學領地之于莫言,就如同商洛之于賈平凹,湘西之于沈從文,馬孔多鎮(阿拉卡塔卡)之于馬爾克斯。

這次高密之行,給克萊齊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讀莫言先生的書,感受到其中高密無處不在……到了高密以后,進入他的家的時候,我非常激動,眼淚一下就流了出來。為什么呢?因為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作品中對故鄉的眷戀之情。”

在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前一天,在浙江文藝出版社、騰訊視頻等主辦的“故事:歷史、民間與未來——諾貝爾文學獎作家高峰對談”上,莫言和克萊齊奧兩位有著豐富創作經驗的“諾獎”作家,一同暢談故鄉、文學與人生。這也是《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新書發布會,以及《蛙》《豐乳肥臀》等數字及有聲圖書首發啟動儀式。除了莫言小說之外,《莫言作品典藏大系》還收錄了截至2019年他的散文、隨筆、演講作品300余篇。

寫別的地方,也是在寫故鄉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東北鄉一個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面漏雨,墻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煙熏得漆黑。根據村里古老的習俗,產婦分娩時,身下要墊上從大街上掃來的浮土,新生兒一出母腹,就落在這土上。……我當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親從大街上掃來的被千人萬人踩踐過、混雜著牛羊糞便和野草種子的浮土上。”這段文字,正是莫言在散文《超越故鄉》中對自己誕生的描述。而與之類似的文學場景,則出現在《豐乳肥臀》的第一卷第二章中,鐵匠上官福祿的兒媳上官魯氏生產之時。

故鄉之于作家,有著更異于常人的特殊涵義。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故鄉不僅是作家的誕生之地,更是他文學生命的基礎。如同莫言的作品往往與高密有著緊密聯系一樣,尼斯是勒·克萊齊奧的故鄉,克萊齊奧的書中也有不少地方在尼斯——當然,克萊齊奧的文學世界更多的是在尼斯之外。

對此,克萊齊奧認為,莫言的作品體現出作家本人對于故鄉的一種非常強烈的眷戀,而尼斯雖然是自己的故鄉,卻有著很多的偶然性,“由于戰爭,我母親當時躲避到了尼斯,所以我出生在尼斯。我完全可能出生在別的地方,我父親當時如果結婚以后去了別的地方,比如到了非洲,我很可能就會出生在非洲。我跟故鄉沒有那么緊密的聯系,所以我寫了很多別的地方。”這或許與克萊齊奧的經歷有著很大關系,他的人生非常曲折。克萊齊奧出生于“二戰”時期的法國海濱城市尼斯,父母是堂兄妹(同祖父)。他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在德國占領軍和納粹的陰影下度過。八歲時,克萊齊奧跟隨母親和弟弟前往尼日利亞探望擔任英軍戰時醫生的父親,直到10歲才和家人重返尼斯。

莫言閱讀過許多克萊齊奧的作品,特別是那些有關于非洲的書。在莫言看來,克萊齊奧筆下的非洲實際上也是他的故鄉,“他寫非洲,實際上是把非洲當做自己的故鄉來寫。他和周圍的鄰居,那些非洲的孩子之間的關系,他在交往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外來者,他把他們當做童年伙伴。所以,看起來他在寫別的地方,實際上就是在寫故鄉。”

“作家所謂的故鄉,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固定的概念,故鄉實際上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莫言提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作家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往往會選擇自己的個人經歷、家庭中的故事等作為素材,但這些資源被用盡以后就需要向外部進行索取,通過旅游和別人的講述,開闊眼界,激活原有的故事資源。而從這個角度講,莫言非常認同高密也是克萊齊奧的故鄉,“當然,我也會說法國、非洲都可以變成我的故事資源。”

文學的核心是關于人的歷史

愛講故事的莫言,在活動現場照例奉上了一個故事:“南京大學的許鈞教授和勒·克萊齊奧先生一塊到我的故鄉去,去我出生的小房子。我們高密有一個民間的攝影愛好者,他很聰明,他知道勒·克萊齊奧先生身材非常高大,也看到了我們家那個舊房子的門口非常低矮,所以他預先埋伏在最合適的角度,等到勒·克萊齊奧先生彎腰進入我們家院子的時候,一瞬間搶拍了很多照片,后來我給這些照片起了個名字叫‘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從莫言第一次發表作品,至今已接近四十個年頭;而勒·克萊齊奧自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訴訟筆錄》,至今已近六十年。巧合的是,莫言和克萊齊奧的作品都非常注重從小處著手,展示豐富的人性和廣闊的人生。無論是《透明的紅蘿卜》里的黑孩,《四十一炮》里的“炮孩子”,《蛙》里的姑姑,還是《變革》中科特迪瓦男孩讓·馬羅,《流浪的星星》中尼斯的猶太女孩艾斯苔爾等,無不讓我們看到這些源自民間的故事的力量,這些“故事”記錄著歷史,書寫著關于人性和人的世界的寓言。

克萊齊奧認為,歷史有大歷史和小歷史之分,“大歷史就是我們所說的時代,小歷史就是從農民、女人、孩子的角度去看歷史。”在這之中,作家筆下的歷史從個性出發,從個人、局部、家庭出發,而大歷史則是諸多小歷史的集合。莫言提到,歷史教材往往從“居高臨下”的角度來講述史實,而文學從人的情感出發,從人的身體出發,描述某一歷史時期內人類的生活狀態。

“有時候從一個小老百姓角度講故事,能夠很好地感觸歷史。比如《蛙》,姑姑一開始幫人接生孩子,后來她又做計劃生育工作,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被歷史所左右,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同時她又適應了這種生活。”克萊齊奧說,這正是極好的文學隱喻和歷史隱喻,莫言的喜劇化、寓言式創作,讓他想起《動物莊園》,文學家通過書寫故事或者寓言的能力來折射歷史,“比如說《豐乳肥臀》,就能看出在貧窮的生活中生命的力量和快樂。”

“文學從人出發,寫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人的遭遇,人的命運,最終還是要落實在人上。”莫言說:“文學的核心關鍵是人的歷史,一切從人出發,然后再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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